当下的文坛，埋头写作的实干家虽有，具一定分量的作品也偶或可见，但总的来说，却不及忙于耍嘴皮子或不耻于口出狂言的人多，也不及后者给人的印象深。
什么没头脑的话都肯说，且连起码的论证逻辑亦无暇稍顾，张口便将“吾侪”之外一切作家一笔抹煞，直至放倒鲁迅、看扁《红楼》，无所不用其极，全然一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笔墨官司愈演愈烈，往往对人而不论事，睚眦之怨必报，老虎屁股摸不得，闻过则怒，闻谀则喜。观点的分歧、见解的差异不诉求文理的拆析，而盛行把它变成情绪化、人身化、非理性的攻讦。有的批评家对作家意气用事、信口雌黄地厚诬一通，有的作家则竟拿出曹孟德“休叫天下人负我”的胸襟，宣布难称吾心的批评为“不道德”。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别的作家不是不可以抹煞，鲁迅不是不可以放倒，《红楼》不是不可以看扁，笔墨官司不是不可以打，批评家不是不可以说不，作家不是不可以替自己辩护……但所有这一切，总该以一个“理”字当先。所谓“言之成理”、“辞不胜理”、“学文之端，急于明理”、“理得而辞顺”……自古以来为文的常识，于今显然都被抛至脑后了。
这种现象盈目充耳，痛心疾首者每每曰：病在浮躁！不错，浮躁是肯定的，但我以为，只见着这一层，未免只得其表而不知其里，更不必说还有开脱之嫌。君不见，诸多谈“浮躁”者，动辄谈锋一转，就社会变迁对文学的冲击大发感慨，随后振振有辞地将问题症结归之于文人心态的失衡。诚然，社会变迁的确冲击了文学，文人心态也的确有些失了平衡，但冲击与失衡前却又如何，或者不如说，没有冲击、没有失衡又能如何？
有人眼下正就“断裂”做文章，而好事者也就随声附和，将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冲突”列为郑重的论文题目。固然，冲突是有的，但以我看，那多半是你不买我账，我也不买你账的圈子之争，而在实质上，假使人们的目光始终紧随着七十年代末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当不难于认清，这两者间非但谈不上什么“断裂”，毋宁说骨子里恰恰一脉相承，八十年代文学的格局、风气乃至它的病态，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今天所沿袭，无非形式不同，抑或表现得更为昭彰、更不可救药而已。别的姑且不表，即以“断裂说”为例，在八十年代，尽管尚不懂得采取征集问卷的爆冷方式、热炒方式，但这一类的思维方式与实际行为难道真是人们陌生的吗？所谓“唯‘新’主义”，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天”，所谓“以十年时间走完西方文学百年历程”，所谓“无边的挑战”，所谓“命名的冲动”，所谓“危机”，所谓“颠覆”……这些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字眼或现象，同现在之“断裂派”在精神上彼此印证呼应的关系难道不是一眼可见的吗？
因此，即便说“浮躁”，也绝不自九十年代始，其根因更非社会的市场化进程打破了文学的内部平衡。实际上，从一开始，即当代文学告别“文革”及其所代表的整个一个旧时代起，文学的内部平衡就从来没有形成和建立过。这二十年，多如牛毛的“思潮”“主义”走马灯般地掠过，一如过眼烟云，而一代又一代作家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追风逐流的方式完成他们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命运。某些喜欢热闹、见不得文坛冷场的批评家对此大加赞赏，誉之曰“多元化”、“过程化”、“速朽主义”。然而，时至今日，永远保持着上述节奏的当代文学，终于不再能够被那些时髦新颖的词藻所妆点与美化；当新生一代居然仍旧玩着十年前作家的游戏时，我们除了感到乏味，也不得不抚额以思：那个曾如童话般斑斓、给人以种种幻想和希望的“新时期文学”，莫非是一座筑在流沙之上的大厦？
的确，回首这二十年的文学面目，你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的感受——说得动听一点，是极具“冒险”精神，说得不那么动听，也许就是充满“机会主义”色彩。这样的评价，只须摆出一样事实便略足证明：二十年间出现过的所有重要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方法论革新、现代派、文体语言学、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写实主义、文学社会学、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从来没有一种被认真、充分、透彻、完整尤其是理性地讨论过！几乎每一种讨论，皆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甚至谈不上收场而泥牛入海，即使热论之中，亦每每三言两语便彼此翻脸，全无求道意识而迅即衍化为稚子式的口角、呕气以至于汹汹谩骂。通常认为，这是文人修养问题，此论差矣。照我看，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坛的情绪始终被两种东西牢牢控制了，即，一种冲动和一种焦虑。所谓冲动，是争夺话语权的冲动；所谓焦虑，恰恰是话语能力低下带来的焦虑。旧时代崩坏留下了一个话语真空，填补它并获得建立新话语的领先地位，成为七十年代末后在文坛生存的关键，于是，出现了旷日持久、你追我赶的竞赛；然而，与此同时，这一代文人的思想资源背景极为混乱并普遍外化于自己，他们的表述和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可克服的功利性、策略性，也就是说，言论、观念、姿态往往并不出自内己的思考，而是屈从于或主动地逢迎外我的价值趋向，其结果，则是在短暂地获得话语虚荣后，一再回到话语空匮的焦虑，而补偿的办法便是不断调整策略寻找新的虚荣。这简直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人们疯狂地追求话语领先权，另一方面，骨子里又对自己的表诉缺乏诚恳；这便导致两种情形，一是常常轻易地就将其主张弃若敝屣，二是无法本着究理穷道的正平之心对待论辩，而厌说理喜争詈。
但把一切责任皆归诿于文坛却并不公平。思想交锋若充分地开放地展开，若让人认真得起来，固有赖于学理精神，然而其他条件也应恰当。从这意义上说，二十年来各种文学歧见难以深究，或不了了之，或只得以情绪化的表达代替明晰的理性剖析，其中显然不乏种种苦衷。然而无论原因如何复杂，我们在评论这二十年来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时内心都不可不明了——尽管“文革”终结，给文学带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但胎怎么脱，骨怎么换，却并不真的像凤凰涅?那样，一夜之间就诞生了新的生命。至少，我站在1999年掉头往后看时，将对自己这样说：七十年代末以来，当代文学虽告别了旧格局，但也许还没有找到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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